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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

星期三、星期四，然后才是星期五到星期二。从上一个星期开始，我对一个星期的安排就是如此。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我得六点钟起床，在金沙江路57号的那个站牌下等待六点五十分准时到达的班车。在车上，我会试着让自己睡一会儿，但往往都不怎么成功。我就这样在半睡半醒间来到了南汇的某个学院，开始一天的教学生活。这个学期，刚好找了个兼职，给几个班的那些小孩子上大学语文课。平均下来，一天要上六节课，其实挺辛苦的。

第一天上完课，感觉以后都不能说话。而来听课的那个胖墩墩的大妈却对我说，上课的声音应该更响一点。我本来还想着我为自己辩护，比如说，这是大班大教室，正好她来听课的时候扩音器又坏掉了，自然这个音响效果不怎么理想咯。诸如此类。但转念间，我还是忍了。后来我听说我的同学也为我找了以上几点理由。没有想到老大妈说，不管怎样，作为男生，声音就是应该响亮的嘛。这么一说，我到有点怨恨起自己的性别来了。不过那三节课上得确实够窝囊。当你发现你的声音掌控不了整个教室的时候，上课的自信和热情就会慢慢的耗尽。在某一瞬间，我背转过身，对着黑板，想着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在这里干什么。还好，那种挫败感很快就被我用力抹去了。

□《第三个人》

电影改编自格林的同名短篇小说。格林在一次与安东尼.钱伯斯的交谈中说，虽然他的很多小说都已经改编成了电影，但是唯一让他满意的只有这部《第三个人》。我想这部电影之所以这么经典，除了画面、音响等电影元素之外，格林的构思可谓功不可没。

电影以叙事者一个美国通俗小说家马丁斯来到维也纳碰到了朋友的“假葬礼”开始，到他的朋友哈里的“真葬礼”结束。本身结构就很圆满。情节紧扣“第三个人”展开，显示了格林在制造、控制惊险小说的情节发展方面的非比寻常的才能。“第三个人”的出场很有层次感。从寻找出现在死者身边的第三个人开始，到第三个人（正是死者本人）的出现（这个出场可谓惊艳，灯光缓慢地打上来，先是露出光亮的大头皮鞋，笔挺的黑裤管，最后是帽子下面哈里那迷人的微笑），再到他的死。虽然出场的时间远远不及马丁斯，却比马丁斯更出彩。当哈里在地下通道里困兽般寻找出口时，我真希望他能够逃掉，尽管因为他的青霉素害死了很多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哈里本人也是无辜的。他让我依稀想起了格林早期小说中的既邪恶又无辜的人物，如《布莱顿硬糖》里的平基，《一只出卖的枪》里的莱文。哈里的愤世嫉俗，他的作恶在他认为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个样子的。这与格林花在平基和莱文这些人物塑造上的心思大同小异。而马丁斯这个人，与格林成熟时期的小说人物类似，他基本上是个人道主义者，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与《文静的美国人》中的福勒一样，为了使更多无辜的生命，确切地说，是无辜的孩子免于被毒害，他最终决定将自己亲近的人杀死。——这一类型的人物，我将它称之为父型人物。这正是我毕业论文要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可以将格林小说中众多人物划分为两类：父与子。而这其中的分界点就在《布莱顿硬糖》。

既然说到格林，不免要抱怨一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傅惟慈先生曾有过出版格林小说全集的想法。他曾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格林，格林听后非常高兴，甚至答应亲自编选书目，替这套书写序。可惜的是这个想法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了，留给我们这些小辈的只有感叹的份了。据说在日本和台湾都有格林的文集，而国内居然没有他的文集，这倒是很奇怪的。更奇怪的是，这几年格林的书也不见有中译本（国内翻译格林的高峰期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到了2000年左右又很密集地出了几本格林中后期的小说。在其他的时间里，出版界一点动静都没有）。

补充：被我厌弃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格林，这段时间我不得不重新把他拾起来，谁叫我的毕业论文要写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开始翻阅上个学期看过几本有关格林的评论，然后在电脑上录下论述的要点，以备写论文的时候查用。

□《暗红色研究》

将之翻译成《血字研究》似乎不怎么妥当。且不说翻译的正确与否，这方面我是最没有资格说的。主要还是从情节上来说。小说情节与“血字”有关系，但总觉得偏离了正道。而译成“暗红色研究”，则有着很暧昧的隐喻意味。福尔摩斯看过空屋的尸体之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苍白死亡的皮肤上有一条暗红色的凶杀之线，我的责任就是要发现它，分解它，然后将他一寸寸的揭露出来”。这样，“暗红色研究”就可以理解了。对于初次登场的福尔摩斯来说，他的暗红色研究，就是他未来的事业：侦破案件，揭示谜底。另外，在《暗红色研究》里，暗红色也可以暗示着凶手霍浦如此顽固执着到使人惊惧的复仇欲望。这种欲望也是暗红色的。

福尔摩斯在《四个人的签名》中评论说，《暗红色研究》写得过于浪漫了。尽管如此，尽管我还认为其中的一些笔触还可以再细化一些，但这本小说仍然很精彩。它融合了悬疑、爱情、凶杀、宗教、西部、甚至哥特小说的元素，对于像我这种以前只读过福尔摩斯短篇小说的人来说绝对是个惊喜。

    好吧，我先做一个复述练习：
　　马修.斯卡德从警校毕业后，被分配和一个叫文斯.马哈菲的老手同组。马哈菲在那一行混了三十多年。马修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该学的和不该学的。一天晚上，他们接到了一个家庭滋扰的检举，是邻居打的电话。地点在布鲁克林的公园坡地。可是等他们到了那儿，按了门铃，出来了一男一女，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发生过争吵或者出现暴力事件的样子。那对男女对邻居的检举很吃惊。“啊，我们太吵了吗？我们本来在讨论一件事，后来就演变成了小小的口角，也许还相互间吼了几句。就是这样，我们吵到别人了吗？老天，下次我们会注意的。”他们都很镇定也很合作。马修都已准备好向他们道晚安以继续别的任务了。但是马哈菲却看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开始东拉西扯地拖延时间，直到他听到了房间里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呻吟。马哈菲推开了他们，发现在一扇门背后有个小女孩蜷缩在那里。她遍体鳞伤，满身淤青，手臂上还有被烟烙的痕迹。不过那对夫妻一口咬定这些都是她自己弄伤的，他们可碰都没碰一下。那念头虐待儿童很少会被起诉，尽管医生证实那孩子的伤是由殴打造成的。但这奈何不了那对父母，只好把他们放了。不过在这期间，马哈菲做一件事情，他拍下了她身上的伤痕。三四天以后，他们找到了那个男的平常喝酒的地方。马哈菲来到一帮大汉面前，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家伙。他们说认识。“你认为他这个人怎样？”“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人。”寒暄完后，马哈菲拿出为孩子拍的那些照片给他们看。那些照片都做了放大，自然那些伤也就更显目了。马哈菲说，“看看，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好人，他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的。好好看看，这个混帐的东西。”他接着说，他是警察，但是他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们可以，不是吗？他们完全可以为这个孩子做点事情。结果他们真的做了。后来马修知道，那个男的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是他死也不说是被谁打的。这也是马修从马哈菲身上学到的东西：永远也不要去做那些别人可以代劳的工作。
　　马修.斯卡德一直以来都没有违背这样的忠告。举例而言。比如在《屠宰场之舞》前，他很少作为一个惩罚者的身份出现。对于马修来说，寻找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对罪恶，马修并不嫌恶，甚至有点认同感。他身边就有很多从事犯罪活动的朋友。我想，这是他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一种妥协。那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菲利普.马洛式的愤世嫉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的态度。这也是我喜欢马修这个人物的原因。他没有拔高自己，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首先便认为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他在执行公务时不小心打死了一个小女孩后，便离职做起了没有执业牌照的私家侦探。他还放弃了家庭和妻儿。这一自我放弃、甚至是自我放逐的本身就是源于他的罪恶感。对马修来说，让他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多么荒诞可笑。马修要的只是查询真相，仅此而已。别人可以代劳的工作，比如审判、惩罚，他很少会去做。但在《屠宰场之舞》里，马修第一次做了本来别人可以代劳的事情。长话短说。这一次马修.斯卡德偶然间得到了一盒录像带。里面记录一男一女性虐待一个小男孩，最终残酷的将其杀死的全过程。这对男女根据后来查证就是斯特德夫妇。跟前面我所复述的故事相似，警察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拿那样的一盒录像带作为证物。不仅是因为录像中的两人都戴着面罩，或者穿着只露出双眼的橡皮衣服，也是因为那样的色情、暴力场景过于刺激，不宜在法庭公开。怎么办？马修最终决定自己拿起左轮手枪把他们干掉。这一行动，使得马修苦心经营的侦探世界，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武侠世界中的江湖。
　　事后，马修跟米克交谈时说，“我猜自己认定了马哈菲那套是错的，或者说他的忠告不适用这个特殊的情况。把坏事交给别人去做，感觉起来怎么样都不对。如果我自己判他们死刑，就要亲眼看着他们被吊死。”
　　
　　
　　题外话：
　　
　　M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马修.斯卡德这一系列。他说，麦克.康奈利要比他写得好多了。麦克.康奈利小说的结局总是在你的意料之外，真相总是被一系列伪真相包裹着，就像你有时会看到的周末反转剧那样，当然要比那高级很多。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好。如果我告诉他，我喜欢马修叙述的调调，或者，我告诉他麦克.康奈利写得太像他妈的侦探小说了。我的意思，我喜欢马修.斯卡德系列，也许就是因为它不怎么像一般的侦探小说。这些理由都太抽象了。这回我看《屠宰场之舞》，我终于可以找到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理由。我说，在劳伦斯.布洛克这里，我可以读到很多有意思的闲笔，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故事。比如，你会看到，一个自称是TJ的黑人小伙子跟着你走过第四十二大街，一个劲儿的问你，你想要什么。当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想要时，他会说，不可能，在第四十二大街，每个人都有他想要的东西。于是你问他，那你想要什么呢，TJ？他会说，他想知道，别人想干什么。他一天到晚都挖别人的心思，这正是他想要的。
　　你看，M，在麦克.康奈利那里可找不到这样的闲笔。

 □《弗兰尼和祖伊》 

在这里，我似乎发现了另外一个塞林格，一个我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塞林格。在此之前，我只读过《麦田的守望者》和《九故事》。我的印象是，塞林格是个很饶舌的家伙。小说中的那些小孩子都在以一种饶舌的方式抵抗这个世界的邪恶，假装坚强、乐观，实际上却很弱小、伤感，甚至歇斯底里。这一时期的塞林格是以他的叙事语调见长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如果你将作家分为“声音”和“画面”这两种类型，塞林格明显地属于前者。对于《弗兰尼和祖伊》，我更愿意将它看成是一个长篇，而不是两个中短篇的集合。既然威廉.福克纳都可以将《去吧，摩西》看作长篇，为什么它不可以呢？无论在情节、还是气韵上，两篇小说都是连贯而浑然一体的。只是在叙事对象上稍稍做了转化而已。话又说回来，我之所以说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塞林格，或者塞林格的另一面，是因为在这本小说中，描述性的东西大幅度的增多了，塞林格居然会描述房间里的摆设，人物细微的动作和表情……这些画面构成了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之前就存在非常聪明机智的饶舌相互间发生微妙的化学作用，达到了一种叙述策略上的平衡。与此相应的是，塞林格对小说的掌控能力更为老道。以《祖伊》为例，它被分成了三个场景：祖伊和格拉斯夫人在浴室里，祖伊和弗兰妮在客厅里，最后是祖伊和弗兰妮在电话中的交谈。而《弗兰妮》也只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在火车站，一个是在餐厅里。小说结构如此明晰、紧凑、井然，让人想起我一直赞叹不已的伯格曼最后的一部电影《萨拉邦德》。 

□《群鸟》 

我喜欢那些会讲故事的导演，比利.怀尔德，阿尔莫多瓦，特吕弗，《大路》的费里尼，部分的伯格曼，部分的基希洛夫斯基，还有就是希区柯克。《群鸟》一如他的其他电影。故事讲得富有层次感。当女主角开着汽艇快要返回码头却被海鸥啄中额头时，如果你不知道剧情，这个动作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你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暗示，说明她将遭遇不幸，比如被人谋杀？或者，你想，这也许是一次预告和警示，意味着灾难露出了冰山一角？然后出现了生日宴会上的小规模的群鸟袭击，壁炉下冒出来的鸟，被鸟群啄瞎两只眼睛的死人……慢慢的，你才会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群鸟要攻击人类！对于悬疑性的电影来说，最终的谜和答案是无关紧要，关键是如何展示这个逐层剥离的过程。但在希区柯克最好的电影里，他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是剥离与展示。在这些电影中，比如《后窗》，往往像昆德拉说卡夫卡的小说那样，带着很多窗口，从而使得悬疑和揭示谜底成了一种有益的辅助手段，而他要阐明的会变得更宽广也更深沉。这种手法20世纪后半期的很多作家也在做。典型的成果，如《批评家之死》或者《纽约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