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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一本题名<洛莉塔>的书》这篇后记行将结束的时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提到了《洛莉塔》带给他的快乐的感觉。他说，每当他思念《洛莉塔》的时候，总要挑出一些形象的段落来回味。譬如洛莉塔慢吞吞地朝亨伯特的礼物走去，或是那个卡斯比姆理发师，或是山谷小城顺着山路传上来的丁当声。他清楚这些地方会被读者忽略而草草翻过，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些却是小说的神经，是秘密的脉络，是不易察觉的坐标。
      很多长篇会像《洛莉塔》一样，有着作者有意或无意设置的不易察觉的脉络，神经，或者坐标。发现它们，并由此进入整部小说的叙事迷宫，对读者来说也许会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至少由于某种形式上的豁然开然而会带给人智识上的快乐。阅读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也可以归入这样的一种状况。
　　读《中性》的时候，我总会不时想到美国的另一位作家约翰.欧文的小说《新罕布夏旅馆》。两者之间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这两部小说都很厚。比如，小说中的叙事者也都是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但并不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再比如，这两部小说在前面部分都巧合地运用了同样的一个讲故事的技巧。张大春在《你玩拼图吗？》这篇导言中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分析。在《新罕布夏旅馆》的开篇，约翰欧文写道：“父亲买熊的那年夏天，我们都还没出生。”父亲买熊——这个“轻描淡写之笔的强烈印象”的严重性足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小说的笔锋一转，说到了父母的恋爱及其两人的家世，还有小镇上的平凡生活，直到读者差不多要遗忘这个意象的时候，熊及时地出现了。而在《中性》这里，这种技巧甚至走得更远。小说几乎是以黛斯德蒙娜，也就是卡尔的奶奶，从桑蚕盒中拿出古老的银匙测试还在母亲子宫之中的卡尔的性别，以这样的场景开头的。但是到了小说第三卷的时候才将这个场景接回去。这时候读者已经被拖入到了黛斯德蒙娜和左撇子的离奇的爱情故事，士麦其的焚毁，“由轮子组成的”底特律风景、或者米尔顿为特茜吹奏的单簧管的乐声当中，差不多忘了还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婴儿这么一回事。但是正如张大春所说的那样，读者“这暂时性的失忆并非疾病，而是小说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之最不可或缺的一种欣赏能力。”
　　在这些相似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纳博科夫所说小说中隐秘的脉络。在《新罕布夏旅馆》那里，可以找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经典的结尾，从“于是，我们不断继续向前，逆水行舟”中看到父亲、侏儒妹妹莉莉的盖茨比式的梦想、勇气和失败。而在《中性》这里，则是“西陵氏公主的蚕丝”这个意象。
　　读完《中性》后你会发现，尽管它像其他的家族小说那样，比如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时间跨大很长。往长一点来说将近八十来年，往短一些来说至少也有五十来年。尽管它也像很多潜在的伟大小说那样拥有着这样一个特质，即它不仅讲述故事本身，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封闭性地讲述两性人卡尔.斯蒂芬尼德斯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在这个线形发展的故事的转折处总会开启那么一扇扇窗户，让人瞥见故事以外的时空和知识领域。比如土耳其人焚毁士麦其，禁酒运动，经济大萧条，黑人暴动，性解放，水门事件；又比如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古希腊神话，希腊人的十五子棋和银匙。尤金尼德斯继承、改造了《汤姆.琼斯》的作者亨利.菲尔丁般讲故事的方式，将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大时代的气息融会贯通，使故事显得翻奇出新之余，又自然妥当。但是读完整部小说，你会发现，小说中那么多复杂的人事，那么长的时间和篇幅，其实只是回答了我们在阅读《中性》的开头时所产生的一个小而又小的疑问。
　　《中性》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60年1月，出生在底特律一个丝毫没有烟雾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女婴；第二次是1974年8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里，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你在阅读这样的开头会想到什么？你也许会想到这个现象的非比寻常性。你在想，一个 人怎么可能会出生两次，而且第一次是女孩，第二次又变成了男孩？这就是你也许会有的疑问。而在接下来的下文中，我们了解到叙事者是一个两性人，一位先知提瑞西阿斯式的人物。而所以会造就这样的一个人是因为“一个单纯的基因穿过时光环滑车道”来到了他的体内，造成了第五条染色体隐性突变。
　　由此，叙事者沿着这条无形的线返回，开始了他追本溯源的旅程。正是由于这条无形之线的存在，使得故事不再只是描述一个名叫卡尔两性人的成长过程，也使得卡尔的祖父母、卡尔的父母的故事成为了必要（或者说，使他们的故事有了存在的理由），使得小说从众多的家族小说中脱颖而出，它不再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以这条生物学上的线为线索讲述故事。这不仅使故事更加紧凑，而且也提供给作者或者说叙事者更多发挥的空间。
　　而这条线的质地和轨迹，让我想起尤金尼德斯在小说第一卷第四章——丝绸之路中提到的一个来自中国古代的传说。公元前2640年，有一天，西陵氏公主正坐在一棵桑树底下，忽然一只蚕掉进了她的茶杯。她想去掉茶杯里的这个蚕茧的时候，发现蚕茧在热茶里已经裂开了。她把散开的那一头交给侍女，叫她走开。那个侍女走出公主的房间，来到宫里的庭院里，接着走出宫门，到了紫禁城外，来到半英里外的乡野，那个蚕茧里的丝才被拉完了。
　　这就是小说中提到的这个故事，它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因此我得演绎一下接着要发生的事情。它也许是这样的：来到乡野的姑娘并没有急于回去，她一边在乡野里漫步，一边回想着这条透明得接近于无形的蚕丝所经过的旅程，从紫禁城，到宫门，到宫里的庭院，再到庭院里的桑树，直至想到了西陵氏公主茶杯里的蚕茧。她想着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侍女在乡野里所做的，便是叙事者在《中性》这个故事中所做的一部分。

之前就有好多人说我回家不积极，我承认，确实如此，所以对于出现目前还没有回家的这种糟糕状况只能说是我自找的。现在一个人呆在寝室里，外边是漫无边际的夜晚，只有寝室里的灯光才是我的——很难得，它终于被我一个人所占有。除了机箱的嗡嗡声外，耳边就剩下寂静了。我想说在这种场合里，偶尔会想到那些你以为已经忘记的人、事、甚至是一些词语。比如，有这样的一首诗会一闪而过。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由此我想到了那位在1989年卧轨自杀的人，想到那些诗中的忧伤曾带给我的共鸣和慰藉，然后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又把它们抛弃了。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想到这样的一首诗，似乎很自然、妥帖。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总体来说，帕慕克的判断是正确的。对这三位作家来说，他们的故乡是没有的，他们与故乡之间的脐带早已经断裂。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像帕慕克、乔伊斯，或者福克纳那样一生都执著于书写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乡镇，甚至是同一条街道。不过具体涉及到奈保尔则要复杂一些。在奈保尔40年左右的写作生涯中，他的小说所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称之为“一位环球的文学领航员”并不为过。

但在写作之初，他看起来确实像舍伍德.安德森曾告诫福克纳的那样做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写作。”他选择了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作为早期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场域。如此，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追问，奈保尔也曾扎根于故土呢？如果是，那后来的变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或者相反，所谓的“扎根”不过是假象，奈保尔的写作一开始就是“通过无根性”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回到奈保尔的处女作《灵异推拿师》，回到最初的特立尼达，尽管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有可能梳理出些许的蛛丝马迹。

1880年，奈保尔的祖父从印度北部迁徙到了特立尼达。这一事件使得两个相距一个大洋、本来毫不相干的国度，印度和特立尼达，在奈保尔的作品中发生了复杂的联系。在《灵异推拿师》中，奈保尔对特立尼达的描述极具印度风情。甘涅沙系着传统腰布、绑着头巾，莉拉有穿着沙丽，而毕哈利在讨论问题时则满口《薄迦梵歌》，仿佛他们就生活在印度的某个村庄里，而不是在异国他乡。奈保尔在《灵异推拿师》中设置的特立尼达，完全拒绝了印度教世界以外的人，以外的生活渗入。对特立尼达稍作了解，就知道它的居民并非都是印度人。因此奈保尔在这里所描述的并不是完全的特立尼达，而是印度作为一个他祖先的国度在特立尼达的投影，是移居到特立尼达的印度人集体营造出来有关印度的意象。他们的“根”不在特立尼达，也不在印度（尽管他们自以为是在），而在想象中的印度。假设奈保尔的“根”也建立在如此虚幻的场所，那么只能说从一开始他就没有。

小说中发生的一件事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在第10章末尾，甘涅沙当选印度联合党的主席后，给印度国大党发出了一个电报。电报上是这样写的：“圣雄甘地的思想长存句号特立尼达印度联合党支持你们的独立运动句号。”这是一封相当反讽、戏谑的电报。甘涅沙们还真以为自己是印度的一部分呢，但是印度连他们到底是谁还摸不清楚。自然，这封电报也就石沉大海，了无音讯了。他们不过是被印度遗忘的弃儿而已。

甘涅沙就是典型的一个没有根，而来回游移的人。他是靠一个来自印度的形象——通灵师发迹的。在他决意要当通灵师的那天，他穿着一身白色的传统印度服装，威严肃穆，不苟言笑地站在门前，接待他的第一个客人。他正是以这身装束，以及后来类似于印度的巫术仪式赢得人们的信任。但是甘涅沙绝不是什么虔诚的印度教徒。一旦他有事外出，比如去见油田公司的某个人的时候，他就换上了英国的服装。在宗教信仰上，除了印度教，他对基督教也保持着同样的兴趣。在他破旧的卧室里，“奎师那和毗湿奴画边上，摆放着圣母玛利亚和基督的画像”。甘涅沙写过《印度教问答110题》，但他后来同样写过《上帝告诉我》这样的书。作为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在英国和印度之间游移不定，不仅在于英帝国强大的殖民渗透，更在于在背后支撑他的那个残缺的印度文明是多么的脆弱不堪，如同幻影。在小说的最后，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甘涅沙为何要给自己取了一个英国人的名字：G.莱姆萨.缪尔。他最终选择了强势的、具体可见的英国。

据说奈保尔的祖父来到特立尼达后，按照印度北方邦村镇中的习惯建了那种厚重的平顶房，在房间里摆设了各种印度器具。奈保尔自小就在祖父苦心营造出来的印度婆罗门家庭气氛之中生活。写《灵异的推拿师》的奈保尔已经20多岁了，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和他对甘涅沙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印度式氛围的欺骗性是有所警惕的。但是许多年后，也就是1962年，当他第一次真正来到印度时，他还是被真实的印度，被它的贫穷和粗鄙深深震惊了。那个在他的童年时代起就悬浮在时空中的国度也因此烟消云散。

复述： 

二战后，佛洛伊德从集中营里出来，他在维也纳的格瑞街开了一家旅馆。他的眼睛瞎了，虽然有一只聪明的熊为他导盲，但是他一个人照管旅馆真是够勉强的。于是他想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约翰一家，邀他们来共同管理这家旅馆。（省略——中间发生了些事情，但不是重点）约翰一家来到维也纳以后，佛洛伊德喜欢带着约翰这些孩子走在维也纳的街道上，向他们介绍当地的建筑和以前认识的人。但是佛洛伊德不知道的是他所介绍的人和建筑早就在战争中消失了，这个事实让约翰很难过。他说：“佛洛伊德沿路喊出的公寓已经不再是公寓，他指出的整栋建筑根本不存在——而他在那里认识的人也不存在。这一段旅程充满了我们看不着的事物，但佛洛伊德看得见，他看见的是一九三九年之前的犹太广场，他还在那里，眼睛完好。”我之所以这么笨拙地复述这个场景是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等我看完书，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场景：一个盲人带着孩子介绍街景，而那些景物早已不存在。这其中的意境很像那句我很喜欢的诗：“时间流逝，而我依然在这里”。是有这层拨动某个人内心隐秘的心弦的绵柔之力在里面，但它远要比这句诗更复杂。它还告诉我，一个人内心的世界有时会变得多么强大，或者说顽固，它可以抗拒整个时间和整个世界的变化。佛洛伊德就是如此，他永远停留在一九三九年维也纳的图景中，而崇拜佛洛伊德的父亲也是如此，到最后他的眼睛瞎了，但他在黑暗中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旅馆，这是他在双目健全的时候永远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