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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年4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个叫乔治.普林顿的人写了篇名为《所有病态的水手》的评论。在这篇简短的评论里，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几位作家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美国流浪汉小说。包括写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索尔.贝娄，写了《第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当然还包括《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
　　
这类小说一般都很冗长，充满了怪人、离经叛道者和荒诞的角色。情节有一连串冒险事迹构成，围绕着主角发展。小说中往往由一个追寻的目标或者理念，让人物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杰克.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达摩流浪者》便是这一种小说的典型标本。这是一本流水帐式的游记，没有高潮、悬念，没有详与略，重点与次要之分。正如贾菲论述雷的写作时提到的那样，完全是自动式的写作。人物中的雷和贾菲都是脱离于社会标准的禅疯子，行为放荡不羁，不受拘束。更重要的是，在雷的不断流浪中同样也包含着一个理念和追求。
　　
这是一部献给中国古代的诗人寒山子的小说。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寒山子曾经影响了一代美国的年轻人。比如小说中的贾菲和雷，如果你将这部小说看成是自传式的，也可以说是现实中的杰克.凯鲁亚克和诗人加里.斯耐德。在他们的想象中，寒山子是一位厌弃了城市和这个世界躲到深山隐居的禅疯子，是将自身从社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寻求原始的真性情的人。这种行径和他诗中透露出的禅意契合他们的行为和欲求。于是，寒山子的禅也就成了他们的理念和追求。他们模拟寒山子的生活方式，自动远离美国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搭便车流浪于各个城市之间；或是登到高山之巅，寻求这个世界的真理和自我灵魂的净化；或是在树下、玫瑰花丛间打坐、祈祷，进行着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上仅剩的高贵活动。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过都是“空和觉”；他们感应到万事万物的脉搏，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了拯救。在小说的结尾，雷按照贾菲的指引来到了孤凉峰，在那里居住了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他要重新回到城市时，他感到自己长大了。他学会了感恩，领悟到“不管是小孩还是无知的人，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上帝应该赐福给所有的人。此时此刻，雷几近获得了完美的“神爱世人”的博大胸襟。
　　
由于时空的差异，雷的“禅”在我们看来有时会显得矫揉造作。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最动人的信息。“禅”或许只是个幌子。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实践了一种他们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带着反抗、决绝，带着青春的激情和放荡，以及难得的清醒。而他们所要与之决裂的是当时主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在这种生活方式里，“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电视、汽车和其他她们并不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系统里”。正如雷的一首诗中所描绘的，他们是在“旷野中疲于奔命的老鼠”。他们住在高级的房子里，在同一个时间里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以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着事情。他们是被机械文明规训和奴役的人。
　　
“达摩流浪者”在全世界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的时候，需要一种理念支撑他们，才能用他们沾满尘垢的嘴唇放声大笑。不管这种理念是东方的禅还是西方的基督，关键是他们是对此真诚的，是信仰的，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虚妄。他们借助“禅”到达了世界的另一端，规避了被现代文明驯化的命运。
　　
贾菲在书中说，他有一个美丽的愿望，他期待一场伟大的背包族革命的诞生。到了那时候，将会有无数的年轻人，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上高山去祈祷，会逗小孩子开心，会取悦老人家，会让女孩子爽快。他们会写着突发奇想、莫名奇妙的诗歌，会把永恒自由的意向带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灵。
　　
正是背包族革命的图景，以及他们对这种图景的实践，而不是有关“禅”的理念才是小说中最动人的。而对于那些生活在都市中、在朝九晚五式的生活里平庸地消耗青春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美]杰克·凯鲁亚克 著  梁永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26.00元

1978年，约翰﹒欧文将《盖普眼中的世界》的手稿交给十二岁的儿子科林阅读的时候，他被儿子可能会问到的问题难住了——这本书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这也是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偶尔会问自己的问题。

我还记得读《末世之家》时的那种兴奋感，尽管我对小说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记得快乐从腹部不可遏制地上升，然后情不自禁地说声“写得真好啊”的感觉。读完《末世之家》后，我跑了很多家书店，寻找迈克.坎宁安的另一部中译本《时时刻刻》。很遗憾，读完《时时刻刻》后，我发现《末世之家》里的某种东西丧失了。我说不好那是种什么，也许是某种很抽象的、即使是面对悲惨的世界时仍然乐观的，蓬勃朝气的气质丢失了。 

写作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技艺、经验的问题。随着年岁的增长，作家的叙事技艺会越来越完美，经验也会越来越丰富，但是在他获得的同时，他同样也在失去。比如某种轻盈的，柔软的，灵动的东西会离他而去。我认为库切就是一个例子。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个很有天才的作家。一个天才的作家是不会让人看到文学前辈影子的，但是库切的写作，即使在他在鼎盛的时期，你仍然看到贝克特，卡夫卡，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题外话。拿库切的早期作品与近期的《慢人》来说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他早期的作品，比如《福》，我还能感受偶尔出现的灵动的，甚至童稚的东西。但是到了后来，这种可贵的气质消失了，剩下就只有技巧，思想可供玩弄。但小说并不只是思想，也不只是技巧。所谓创造力，它更多的与作家生理上某些神秘的存在有关。我是这么猜想的。 

刚读完《实验年代》的第一个故事：机器其实并不危险——工业革命后。这个部分的开头让我很惊艳，它是从路加斯的哥哥西蒙之死开始写的：“华特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草，但西蒙下葬的地方却没有草……”华特，就是诗人惠特曼。路加斯是一个智力低下的十三岁孩子，他认为自己没有灵魂，所以他读惠特曼的《草叶集》，让那本书成为他的灵魂。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冒出惠特曼的诗句——说话的人说话，说开始和结束，但我既没有说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是福克纳笔下的“瓦达曼”式的人物。瓦达曼分不清他妈妈和鱼，路加斯则以他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发现西蒙的灵魂藏在了机器里，并没有离开。但是，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则要比这个故事立体许多，因为瓦达曼只是福克纳构建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微小的那部分。但这个故事却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在阅读的时候无法被这种声音说服，就会觉得它很幼稚，甚至有些无聊。当然在这个故事中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那就是痴愚者也有可能是预言的人，所以故事结尾处那场大火和凯特林的幸免于难，使得故事在自圆其说之余，得到了升华。 

当我面对一部小说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作者的叙事行为。也就是说，我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编织情节的。情节中的埋伏，转折，重复出现的意象或事件，以及它在情节当中的作用，我想我对这些会比较感兴趣些。

 村上的《舞吧，舞吧，舞吧》可以说是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篇的变奏（如果你正好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在很多地方的相似之处）。钱德勒的小说与其说是侦探小说，不如说是漫游小说。马洛作为一个城市的漫游者出现在小说中，但其漫游不仅仅是为出了寻找出谜底（谁是杀人者？），更是带出了整个小说的空间和其他戏剧性的人物。而《舞吧》虽然不是一部侦探小说，但它确实一部寻找谜底的小说。在小说的开端写道，我常做着有关海豚旅馆的梦。在梦里，有人在为我流泪。而那个人，就是有着很漂亮得异乎寻常的耳朵的菲菲。在《寻羊冒险记》中快结束的时候，她失踪了。《舞吧》就是随着来自海豚旅馆的呼唤开始的。狭义的说，这部小说就是一部寻找菲菲的漫游记录。 

我感兴趣的，是村上在编织情节时所用的伎俩。在这条情节链中，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元素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那就是我的同学五反田君主演的电影《单相思》。在这部电影有一个镜头，便是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五反田君与菲菲做爱而被女主人公发现的情节。 当小说的情节处于停顿，或者说我断了一切线索，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无聊地打发时间的时候，正是这个片断在不同的时间却同样合适的介入使得情节继续向前，或者导向结束。在札幌，正是这部电影的出现，使得我意识到菲菲的失踪可能与五反田君出现，于是有了重回东京的情节。从而也带出了五反田君这个人，以及我与他的友谊。 

小说另一条线是十三岁的美和她奇怪的家庭组成的。我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情节编织精密的小说。在那里，即使最细枝末节的人物及其事件都是为最终的事故的发生做准备的，但与此同时，他们本身的故事就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和独立的世界。在《舞吧》这条线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条线索所展现的怪异的家庭本身就很迷幻，很诱人。说它们构成了一个玲珑剔透的晶体也不无道理。但是，这条线最终仍然是为前面的“追寻”服务的。十三岁的美具有很敏锐的感应能力，她能感应到不幸的发生和即将发生。当我带美一起去看这部《单相思》的时候，她接触到事情的真相，那就是菲菲是被五反田君杀死的。如此这般，这部小说开始了转向了结束。

 《舞》与村上的其它小说一样，带着来自黑暗世界的神秘与阴冷气息。这种非逻辑性是无法用个人英雄主义，或者理性思维去解释的。因此也就就注定了小说中不可能出现马洛这样的人物。